艾滋、埃博拉、鼠疫、霍乱……向人类走来的传染病，最后谁会是赢家？或者统统都会被打败？
在《瘟疫公司》中，获胜的条件是彻底消灭人类。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，瘟疫种类繁多，什么样的才是最可怕的？但是这个问题却并不好回答。
大家所熟知的瘟疫，比如说鼠疫，曾在中世纪席卷整个欧洲，并肆虐数百年，收割数以千万计的人命；天花，跟随着欧洲人来到新大陆后，几乎让印第安人遭遇灭顶之灾；霍乱，伴随着19世纪的工业化而兴起，在两百年间也杀死了数千万人。
至今，天花已经被人类灭绝，而鼠疫和霍乱在我国依然被列为「甲类传染病」唯二的两种。要知道大家所熟知的乙肝、艾滋病、非典，统统只能算乙类，由此大略可知「甲类」二字的分量。
但是对于传染病的病原体来说，杀死宿主并非其目的，适应环境、大量传播自己的基因才是。埃博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因为杀死宿主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反而限制了它们自己的传播范围。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，并不是杀死宿主越快，传染病的杀伤力就越大，传播能力也很重要。
比如呼吸道传播，当肺结核病人在咳嗽、吐痰时，结核菌就被一起排出来，有可能传染到其他人。所以禁止随地吐痰能有效地预防肺结核传播。但是人总是要呼吸的，空气也无法随时随地都被彻底管理，因而这条途径虽然老套但总是有效。
霍乱代表了另外一种策略，排泄物。比如1854年的伦敦霍乱流行，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孩子得了霍乱，当父母把她的粪便倒在自家门口，并污染了水井，就导致了这次著名的霍乱流行。因而只要能保证水源的清洁，就能有效地防治霍乱，在发达国家霍乱已经基本绝迹，但在贫穷落后的国家，霍乱每年依然会带走10万人左右的生命。
最让人难以躲避的就是性传播了。毕竟咳嗽还可以戴口罩、水源也可以控制，但人类只要不打算自我灭绝，就一直会从事某种古老的运动，进而传播性病。所以像艾滋病、梅毒这样的疾病，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被消灭的希望，甚至艾滋病的扩散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
更加狡猾的策略则是将跨物种传播、变异升级等等融为一体。比如流感病毒平时潜伏于野生鸟类之中，通过野生鸟类与家禽接触，家禽又与猪接触，猪又与人接触，一路传播。而在猪那宽大、温暖、湿润的鼻腔里，各种流感病毒开展着深入而又友好的基因片段交流活动。它们因此不断发生变异，产生新的版本。这使得流感极难被消灭，除非将所有关联的物种都一起灭杀；同时也让人类制造的流感疫苗很快就失去作用。
事实上，仅就杀人效率而言，流感曾经制造的战绩至今没有一种瘟疫可比：在1918至1919年短短10个月的时间内，流感在世界范围内杀死了大约5000万到1亿人。
所以，流感才是最可怕的传染病吗？想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，就必须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看。
首先我们必须明白，传染病和宿主是在共同进化的。它们在某一点上非常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尽可能的适应环境、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。
这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地理解传染病的一切表现：为什么得了流感，病人会咳嗽？为什么得了霍乱，病人会腹泻？这些症状都是为了让病原体能够排出病人体外，进而感染感染更多的人。
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两者相互影响，最终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。或者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，两者相处的时间越长，传染病也就相对温和。
在澳大利亚杀野兔的故事里，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平衡。
1859年，英国人把野兔带到了澳大利亚，它们在野外自由自在的大量繁殖，又缺乏天敌的控制，很快就成了当地的祸患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们吃草太多，直接造成了羊毛大规模减产，于是澳大利亚人想了各种办法来消灭野兔，但效果都差强人意。
一直到1950年，澳大利亚政府决定使用多发性/粘液瘤/病毒来消灭野兔。在第一年里，感染了病毒的兔子病死率高达99.8%。但仅仅在7年之后，这个数值降低到了25%。很明显，这种病毒已经变得温和了许多，和野兔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共存关系。
野兔数量最低的年份是1953年，也就是接触病毒3年左右的时间，此后数量就开始回升。考虑到野兔的生命周期，这差不多相当于人类的90到150年。
当人类面对一种新的传染病，就和野兔一样，大致都需要这样一个代际时间来适应传染病。
比如疟疾的大规模流行，与非常晚近以来人类对雨林的大规模开发有关，在这种对抗过程中，一些人类逐渐进化出了镰状红细胞贫血和“蚕豆病”，得了这两种病的人确实不幸，但同时他们对疟疾也有了更强的抵抗力。
我们也就能够理解，像麻疹这样曾经恶名昭著的瘟疫，是如何在动物与人类之间之间转移，兴起，然后衰落成一种小儿病。
从这种角度讲，流感虽然可怕，却肯定不是最可怕的瘟疫，只有我们可能遇到的下一场瘟疫，才是最可怕的。
好在对于人类而言，除了被动的和其他物种共同进化之外，还拥有科学和公共卫生的理念，人类并非赤手空拳面对瘟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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